这一周，网络比较火的估计不是拉丹，而是五道杠少年。长得有些“官相”，文字有些“官腔”……5月2日，一组关于“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的图片在网上突然走红，主人公名叫黄艺博，照片上的他戴着红领巾和“五道杠”队牌，神情泰然，被网友称做是“政治少年”、“红少年”、“五道杠少年”，以及“现行教育体制下的蛋”，甚至有网友ps黄艺博的照片进行嘲讽。面对这些责难与质疑，早慧的黄艺博当然能分清好话坏话，但一定会陷入深深困惑之中：他们为什么这么对待我，难道我哪里做错了吗?确实，“五道杠少年”的养成，可以赖父母，可以怪环境，甚至可以归咎于社会，但一个12岁远未成年的孩子却不应该承受这种负面舆论压力。从本质上说，黄艺博只是“官本位”的替罪羊。网友“张军瑜”写道：“在许多人眼里，学校不是以培养大师为荣，而是以能出几个大官为傲。也难怪一位清华校友在《中国周刊》上看到《清华与国运》的文章时，居然把标题看成了《清华与官运》。黄艺博的‘少年官样儿’与许多人对清华教育的反思，本质上都是一个问题。我们从小到大被贯穿的一个教育理念不是‘立志做大事’，而是‘立志做大官’。因此，大家围观的就不是‘五道杠总队长’，而是生长在这个社会的‘官本位’，还有为这样一种‘官本位’一直推波并且助澜的教育理念。”

正因为弥漫着这种“官本位”的风气，我们社会的常识显得极为稀薄。5月2日，拉丹被击毙那天，赵本山乘私家商务飞机赴广州，途中因雷雨天气被迫转降常德桃花园机场。于是便有了常德陈市长“在第一时间”赶到机场，领导予著名艺人以及时“关怀”的报道。本来吧，每个人都有追星的权利，市长自然也不例外，可市长是利用公共资源在追星，这就该挨批了。更荒唐的是，“不知怎地常德机场方面非要借此机会做一篇领导‘勤政爱人’的拍马文章上了网(这文章是否与常德市委宣传部勾兑过很难说)，结果惹来许多屁民们找茬，常德官方也因此被迫出来应对，惜乎应对忙中出错，‘越抹越骚’。”因此，网友“赵牧”调侃说：“常德市市长借机见下赵本山又能有多大罪过?一定要说有过，也实在屁民们的智力日益增长，而官场的表扬与自我表扬水平，乃至补救‘抹灰工’的水平日益差劲导致的冲突之祸。”

“官本位”风气还导致民众对政府扩权丧失了警惕性。民工讨薪被打，恰逢特警路过，比较终不仅制止了打人还主动帮民工讨回薪水。5月初发生在重庆的这件事在网上收到了一片叫好之声，网友感叹公权力的雨露终于洒在了弱势群体身上。可是这件事真的有看上去的那么美吗?凤凰网“自由谈”专题写道：“警察固然不能失职，但警察管得太多却不行。比如2003年夫妻在家看黄碟被抓一事，这是典型的公权力越界。如果今天警察帮民工讨薪了，也许明天就会上门强拆。因为这背后是同一种东西作祟：越界的权力。它可能会做好一件事，却更可能犯更大的错误。事实上，警察权力的大小与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成反比。随着国家法治水平的提高，警察权力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转变传统的‘警察全能’观念，确立‘警察权力有限’的新理念，将原来过于宽泛的权力进行分解和转移。”“在社会中，民工是弱势群体，除了政府作为之外，还需要民间自身力量的增长。应完善法律服务市场，发挥律师的作用。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重视工会的力量，让民工能够利用工会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改变自身脆弱的市场地位。这才是长远之道。”

其他看点还有：多名记者称因报道陈光标捐款掺假遭死亡威胁，网友期待真相。前段时间的网络流行语“我爸是李刚”有了替代品———“我爸是武钢”。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国民经济核算中居民每月住房支出仅为111元，网友挖苦：“既然是人均住房支出，为何不包括购房支出。你们难道和中国电信一样无耻吗?安装电话的初装费也不算在电话成本支出范围内吗?如果让你们去统计嫖客成本，我估计你们公布的统计数据一定是1元，因为你们没有包括妓女的费用，而只计算了一次性避孕套的成本。”5月4日，广东省实验中学数百名初二学子以双膝跪地的方式，从家长手里接下“家书”，完成“青年礼”，有网友批评说：“五四运动近百年之后的今天，还集体下跪?要把我们的下一代导引向何方?要‘顺民’?怕‘刁民’?为何不敢培养‘公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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