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旗袍，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电影里民国时期的女明星们。她们婀娜的身姿在精致的旗袍包裹下，展示出了东方女性的窈窕之美。可是你可知道，红遍民国且被定为女性“国服”的旗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吗？

袁仄、胡月在《百年衣裳》里给我们找到了答案，不仅如此，这部巨著实际上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百年旗袍的流变史。

《更衣记》翻出旗袍的纪年表

旗袍，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和满清有关的服饰。到底是谁在什么时间制作了第一件旗袍，我们已经是无从考究了。可是大家意识中的民国时期女性旗袍的出现时间还是有据可考的。而首次明确提出现代女性旗袍出现时间的人竟然是彗星经天般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

根据袁仄、胡月在《百年衣裳》记载：1942年，张爱玲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了散文《更衣记》，在其中张爱玲明确地指出了现代女性旗袍出现的时间——“1921年，女人穿上了旗袍。”

作者在《百年衣裳》中诙谐地表示：“1920年出生的张爱玲当然是不可能在襁褓里看到1921年的女人们穿上旗袍的情形，但是李鸿章外孙女的身份，以及对女人的穿着打扮特别留意的她，在结合了儿时的记忆并与为写作而做了考据后，是能够做出这样明确的判断的。”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我们可以从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探知一些有关现代女性旗袍出现的蛛丝马迹的。

“余瑞香新做了一件白纺绸旗袍，很是得意，因为这件旗袍周身滚边，有两三寸宽。又不是丝辫，乃是请湘绣店里，用清水丝线，绣了一百只青蝴蝶。”

这是作者在《百年衣裳》中收录的1924年张恨水在《世界晚报》上发表的小说《春明外史》中记录的一个小段。

在《百年衣裳》里，作者（袁仄）表示：“在这部小说中，张恨水笔下的女性人物无不以穿旗袍为时尚，且这些旗袍有长有短，有奢华也有素雅，可见在1924年的时候，旗袍已经成为了女性穿着的重要选择。”

说到现代女性旗袍，其实还要把重点放在“袍”上。因为在民国之前，只有男人才“一截”穿衣，而女性旗袍的出现恰恰迎合了当时“女权”主义的诉求。

该书还引用了《更衣记》里的说法来表明，“女权”之于旗袍有着特殊的意义。

五族共和以后，全国女子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子的代名词就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零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

同时，作者在书中也强调了东西方文化集合下的旗袍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和魅力，书中记述：“此时的旗袍已经融入了西方裁剪和现代审美的元素，使得旗袍能够更加体贴，更好的展示女性身材之美，同时也促使在旗袍形态的设计上更加注重体现东方女性的人体美，出现了短衣袖、高开衩、紧腰身等变化。

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服制条例》，规定了女子礼服分袄裙和气魄，旗袍终于被确立为当时中国女性的‘国服’。

20年代初期，旗袍还保留着初期的特征：宽肥、平直。但是到了2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开始不再内穿长裤了，开衩的旗袍逐渐崭露头角，这样女性的小腿就在走动之时若隐若现了。这一改变自然是女性在追求自由之路上的大胆突破。”

旗袍的黄金年代

据袁仄、胡月在《百年衣裳》记述，“从30年代开始，旗袍成为了中国都市女性的重要服装。在这一时期，名媛、明星、女学生，工厂女工几乎全都接受了旗袍这一服装样式。”旗袍在女性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从《百年衣裳》中，我们依稀能够看到旗袍的发展史，“在现代旗袍的策源地上海，修长合体的旗袍恰好符合江南女性纤巧玲珑的体态，因此迅速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广泛地流行开来。更重要的是，这是的旗袍已经明显融入了外来的现代技术和审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大女性将旗袍传出了一种婀娜神韵，从而成为具有海派文化风格的典型服饰形象，造就了中国现代服装史上的一页辉煌。

而旗袍的形制结构也是变化多样的，比较主要的变化集中在下摆的长短、领的高低、纽扣的多寡、侧开衩的高低等方面。”

按照作家曹聚仁的说法：“一部旗袍史，离不了长了短，短了长，长了又短，这张伸缩表也和交易所的统计图相去不远。”可见旗袍比较主要的特点集中在下摆和开衩。

作者系统的在书中梳理了旗袍在30年代的发展流程：“30年代的比较初几年，旗袍沿袭了20年代末的风格：1928年时长短适中，便于行走，袖口保持短袄时的阔大风度；1929年开始旗袍底摆上升，达膝盖以下，袖子趋短；到1930年的旗袍长度刚好盖住膝盖，但是腰身逐渐收小，下摆开始收拢；1931年流行短旗袍，整体造型紧窄合体，腰部已经有较明显的曲线。

1932年以后，旗袍下摆趋长，长及脚踝或腓下部，需着高跟鞋方能行走。这时期的袍身加长对旗袍的现代转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一，旗袍的修长很好的体现了东方女性的线条，前提当然是腰臀部和下摆的合体适度；其二，为了方便行走，修长的旗袍必须下摆开衩，从此开衩旗袍也成为了现代改良旗袍的重要标准。1933年开始，旗袍从低衩后无衩变成了高衩。当时一位当红的明星顾梅君常穿高衩旗袍出入交际场所，衩高过膝甚至及臀。由于明星效应，逐成流行。”

对于旗袍走向鼎盛的30年代，作者这样评价：“在这个旗袍如明月般璀璨的30年代里，女性围绕着旗袍勾勒着属于自己的美丽，几乎所有的时尚都与旗袍有着联系。伴随着妩媚、妖娆或是端庄、简洁，旗袍用一种无声的形式展现了东方女性的婀娜多姿，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战后再掀旗袍风尚

　　　　历史走进了20世纪40年代，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旗袍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轨迹。袁仄和胡月在《百年衣裳》中表示，在这一时期，由于物质匮乏，“国民也无心打扮，加之国民政府和民间都呼吁厉行节俭，因此这时的旗袍风格趋于简洁、适体，用料也崇尚简朴。无袖的斜襟和双开襟旗袍在此时颇为流行。”

但在抗战胜利之后，都是女性旗袍有迎来了再度辉煌。

作者介绍：“30年代基本定型的现代旗袍样式得到了延续。到1946年后的旗袍下摆停留在小腿中部，裁剪合体，又重新勾勒出了东方女性的曲线美。而这时明星名媛的频频出镜也担当了那个年代的时装模特，旗袍的黄金岁月又回来了！”

为了让读者更直观地了解到旗袍在抗战之后之于中国女性的重要性，该书特别收录了一则小故事来加以说明。

“在1947年9月，宋庆龄主持了一个中秋游园会，《女声》杂志记录道：

孙夫人上午就来了，她穿了一件白底黑碎花的长旗袍，上罩白麻布的上装；“梅龙镇”的老板娘吴湄穿了件酱色的旗袍；明星黄宗英是吃麦克风的主持，她朴素地穿了件深蓝色旗袍……游园会晚上七点开始，孙夫人换上一件深蓝地白碎花的旗袍，同样料子的披风，短及手肘；胡蝶穿的是粉蓝的短大衣，鸭黄的短旗袍，全高跟的皮鞋；白杨穿着深咖啡长袖旗袍，橙红的呢背心，蛇皮的高跟鞋……游园会几乎成为了旗袍大观园。”

从中不难看出，旗袍是这个时代各个阶层女性的时装首选。

要知道，旗袍在40年代中后期，不仅是中国女性魅力的代表，而且也是当时女性追寻时髦的穿着。书中写到：“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会因穿上一袭旗袍而平添摩登风情。旗袍的风格内敛而不张扬，优雅而不轻佻，贤淑而不争艳，实在是和国人的审美心理、中国女性体形特征十分契合。”

另外，作者也对40年代的旗袍特点做出了详尽的分析，“人们总是把民国各个时期的旗袍混为一谈。其实在20年代到40年代之间，旗袍的样式不尽相同：从20年代发轫，到30年代基本定型，再到40年代趋于成熟。

40年代后的旗袍，除了领、袖、下摆的变化外，更多在旗袍的工业上、装饰上有不小的改良，成熟的装饰手法和工艺技术令现代旗袍更加完美。

在工艺方面，旗袍的胸部收省加强，以传统唐云归拔配合的收胸腰省；结构上既保留了传统的连袖，也采纳了西式装袖。

由于旗袍趋于简洁，其用料就显得更加重要。旗袍面料主要是国产和进口印花面料，各种绸缎、洋娟、洋布、锦缎，甚至是蕾丝镂空面料都成为了旗袍面料的常客。”

由此可见，旗袍的二度走红并非偶然，兼顾理想与美丽中的旗袍自然成为当时女性追逐的对象。成熟的旗袍在二战之后用一种东方的美丽表现着女性心中对于曲线的诉求。

被脱掉的美丽

　　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和辉煌，时间来到了50年代，旗袍也开始渐渐地淡出了中国人的视线。

根据《百年衣裳》记述：“在建国之初，虽然女性旗袍的颜色还是鲜艳明亮，刺绣、贴花、手绘等装饰手法仍得以沿用。但是随着政治运动的频繁，此后的几年间，旗袍和旗袍的穿着者都没有意识到，新中国的衣饰标准会把这样的服装也列为旧社会余孽的范畴中。在极“左”的政治气氛中，旗袍被悄悄藏进了箱底，仅有少数人在逢年过节或者特殊场合偶尔穿着，并常常在旗袍的外边罩上背心、毛衣等来弱化其的妩媚。”

袁仄和胡月在书中分析了旗袍衰落的原因：“旗袍和洗装备打上了‘旧社会’、‘非无产阶级’的印记。在但是的社会目光中，合体挺括的西装和雅致秀丽的旗袍简直就是资产阶级罪恶的化身。

再者，传统的旗袍紧身合体的形式不适合体力劳动时穿着，而且极富女性味穿着也不符合新社会的审美。旗袍所代表的闲适的女性形象在这种社会氛围里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注定在劫难逃。”

于是，从50年代开始，旗袍进入了它的衰落期。作者表示，“到了1957年以后，极“左”的思潮渐渐占据上风，节日的游行也不再提倡穿西服旗袍。由此，西服旗袍从中国人的身上消失。”

总有人会感到不解，为什么美好的东西总要凋残；能恰到好处的表现东方女性美丽的旗袍，为何只有如此短暂的生命力？旗袍，在它流行的将近四十年里，用自己的线条塑造了那个时代女性的妖娆与性感，使得人们在回想民国时期女性时，必然会回味到旗袍的风采。希望旗袍不要凝固在历史之中，在新的历史时期，用它自己的经典形象继续为女性美创造新的灵感与婀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