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虹是一名非著名时装设计师，至少目前仍然是。办公室的门开着，财务抱着一摞需要签字的报销单据冲进来，随后是制版师，他带来的消息是，杭州的面料合作工厂有一款面料的提供出了点问题。他们称呼李江虹为“李总”，她是这家拥有三十名员工，两家门市的小服装公司的领导者，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开拓者。

门上贴了两只手绘的兔子，一笔一划写着“请敲门”。这是李江虹十岁女儿的作品。

她在做一种乐观的假设，假若事业发展成功，在法国的丈夫和女儿就可以到中国来和她一起生活。只是年近四十，对于一个海归创业者而言，实在不是可以轻松的年龄。

从东四环上京津塘高速，马驹桥出口之后，辗转上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通往一个叫联东U谷的园区，李江虹的虹坊之依时装设计公司就设在此处。园区中大多是化工或机械设备的生产商、代理商，另一家服装企业的主要业务是代工生产衬衣。

大约两百平方米的工作室是李江虹与合作伙伴买下来的，看起来像是他们一项一早就规划好的事业。墙面和格局有设计过的痕迹，刻意作旧的灰色是李江虹喜欢的风格。每位员工都有自己独立的操作空间，墙头外露水管，更深入的装修似乎没有再进入下去。两个看不出真实年代的旧柜子摆在她办公桌后面，一个有藏族浓艳的色彩，另一个稍矮点的写着“墨子”二字。

李江虹是一九九三年去的法国。那是第一拨出国热的末期，强势涌入的商品经济观念继续冲击着遭到破坏并未修复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基底，生长于那个迥异时代的人们，对于人文之上的环境或是地理之上的国家并没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不过，她还是想抓住些什么。回国之后，她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喝藏红花茶，几枚针状的细碎干瓣在热水的冲泡下迅速绽开团状 褐的茶色，甚是奇妙。但无法要求的是过去缺失的十几年。与她谈论周边马驹桥附近的房价已涨到一万二三，她先是不信，而后惊讶不已。

“我现在的工作像是救火队。”她抱怨。每天都是在补之前的缺漏，作为设计师的自主性在她的焦虑中一点 点消失。从单纯的设计师转变成为整个公司的操盘手并非易事，很多知名设计师都曾经失败于此，更何况她面对的大背景是中国。每个月20万元的开支令她和合作伙伴胆战心惊，廉价的人力成本与无数小资本的进入并不意味着它等同于三十年前的巴黎尚处蒙昧的时装市场。随处都可以碰到自称在投资和从事服装行业的人，但赚钱的依然是少数的企业。才气在竞争中沦为比较微不足道的东西，公司的运行依靠的是混乱但严格的行业潜规则。所有这些，都是二○○七年公司草创时，他们始料未及的。

第一家“CINQFEVRIER”女装门店是李江虹的心血，从选址到装修都是她一手包办。她被北京当时拥有比较火的概念“全北京向上看”的世贸天阶所吸引，在与新光天地两者的选择之中，毫不犹豫地选了前者。签合同、装修、开店，一切准备完全之后，她惊讶地发现商场租赁给她的北区四层，除了她的一家女装店，还有一家麻辣香锅店，几家男装。更可怕的是，人流比较少的一个周，来到四层的人总共不到十个。亏得实在是厉害，坚持了几个月，只能关门大吉。

严格来说，李江虹并没有服装生意的完整从业经验，虽然她拥有在业界响当当的法国时装学院“ESMOD”的毕业证。ESMOD是世界上第一所时装学院，在一八四一年由法国当时著名服装裁剪大师阿列克斯·拉维涅(AlexisLavi-gne)设计并创办。近几年，学校的经营权被一家日本公司收购，并陆续在全球开设了19处分部，利益的比较大化使得教学质量大不如前，加之近几年出国学习服装设计的中国学生数量逐年暴增，无论是中央圣马丁还是ESMOD，都在失去神秘感的同时，不同程度地丧失了原先在业界的绝对影响力。

李江虹几乎是比较早进入ESMOD的中国学生。在出国系统学习设计之前，职业是医院药剂师的她仅仅是在中央工艺美院的培训班里速成了三个月。

法国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要求学生设计一组“工装风”系列，她以为是设计工作服，就画了一组护士服交了上去。她轻描淡写，关于当年的种种艰辛。她的记忆中，当年教授制版的女老师是从CHANEL公司聘请来的，老太太脾气火爆，以严厉出名，甚至会在课堂上当场撕掉学生的作业，单单对李江虹很欣赏，这个中国女学生一贯表现良好，在比较终的毕业秀上，她的成绩位列第四。

只是当时的大环境不是太好。巴黎时装界对于来自中国的另一种价值体系持怀疑态度，大公司有着非常森严的门户态度，而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还没有强大到对留学生异国求职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那时的李江虹们无法想象，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如ChristianDior女装工作室和约翰·加利亚诺 (JohnGalliano)这样的级别的设计师，有一天也会吸纳中国的年轻设计师。当然这并不能等同于，法国人的态度从不屑转到折服，老牌时装帝国对这片新兴市场的不信任或许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对中国设计师的突然接纳只是来自需求，他们需要那些有国际化面孔的中国人为他们的新一轮掘金去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