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大概从十年前开始，听说过梁子的人，都将她与非洲联系在一起。

女摄影师梁子，从2000年开始，十余年间独自八次闯进不同地域、不同气候、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非洲国家，深入数十个小村落。她是中国第一位深入非洲部落进行人文调查的女摄影师、中国纪录片女导演协会理事、中国探险协会理事。

梁子的出版记录包括《一本打开的日记》、《独闯非洲高山王国》、《西非丛林的家》、《红海大漠》、《我的非洲部落》，而近日，她的新书《非洲十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封面上“致永远向往不认逃离的非洲大地”、“致跋扈命运中向死而生的非洲女性”的说法，也为这本书找到了重新出版的意义。

“女人的一生实在不易。”梁子说，“这本书是我对非洲女人们真实的记录，我尤为爱那些劳动的女人，她们生动、有趣，在关键时刻显露的精彩，是男人们永远无法效仿和比拟的。”

非洲十年

“我很早就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生活目标—今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成为一个自由快乐、身心健康的人，并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与其他执著于行走的人一样，梁子的种种生活经历都有一样的准则。

梁子生长在部队大院，16岁当兵，原本在骊山脚下的部队疗养院过舒心的日子，却自己要求去青海高原，两年后又主动请缨奔赴云南老山前线参战，成为了一名战地摄影师，战后立了功，参加了英模报告团，后来又悄然进藏。不到28岁时，梁子成了一名少校军官，但是为了前面那个生活目标，她脱去了戎装。

和许多人一样，那说不清、道不明的非洲情结，来自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以及此后那些有关非洲的电影，比如《走出非洲》。电影和书籍中那些头顶羽毛、脸上抹着浓重的油彩、袒胸露背、手持长矛的剽悍的非洲人，唤起了梁子内心寻找最原始人性的欲望，“当时觉得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

2000年，梁子正在一家画报社工作，生活安稳、舒适。当梁子发现内心对于非洲大地的向往越来越浓烈时，她毅然辞去了工作，就像28岁时为了成为真正的自由人，果断放弃军官身份，决定退伍一样。“非洲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结，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不做的话，以后就没机会了。”

直到开始准备行程、申请护照时，梁子才发现，说去非洲很简单，但真的要到达那里，困难重重。因非洲不只一个国家，加上当时也没什么旅行团，签证问题很麻烦。因为想住在一个有点声望的当地人家里，以便深入了解当地的生活，也比较安全，梁子托朋友找了好多人。最终，一个台湾人帮其介绍了一个莱克托的酋长，梁子决定第一站就前往莱克托，虽然当时完全不知道莱克托是什么地方。

就这样一去十年。“10年来，我一直独自往返于非洲、印度、阿富汗等地的村落，用相机、文字和DV的方式记录了村民的生活以及他们的传统文化。”梁子在《非洲十年》的“后记”里这样写道，“我马不停蹄地奔波着，从飞机、火车、汽车，到摩托车、马车、人力车、自行车，几乎所有带轱辘的交通工具统统让我享用过。在我看来，只要能移动，就有变化，有变化，就有故事，有故事，就有生活，也许旅行的魅力就在此。这些年，我就是在这种变化无常的境况中观察着，体验着，生存着，传输着。”

致敬非洲女性

或许是出于女性的独特敏锐，非洲给梁子留下最深印象的，并非广阔壮美的风光，而是那些坚强豁达的女人。梁子说，她们给了她极大的震撼。

“多彩的服饰，叽喳的唇舌，琐碎的是非，老人与孩子，吃喝拉撒，男人的脸色，这就是她们的一生。乍一看，非洲女人活得太琐碎，没有发言权，没有选择权，没有反抗权，没有放弃权，只有接受和承受。她们的日子看起来过得挺没劲的，但其实从发丝到脚指甲都埋着故事。”

“最震撼的是，这些女人们没有接受太多的教育，但她们的心襟却异常宽阔。”梁子说，“面对一无所有的贫穷，她们活得那么从容；面对疾病，她们没有因不可医治而困惑难耐；面对死亡，如此超然的淡定。生老病死，在她们的意识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她们强大的精神世界，时时感染着我，这也是让我一次次走近她们的最重要的理由。”

在非洲的村落，女孩儿出生后，一两岁时自己爬，三四岁时“小尾巴”，四五岁时带弟妹，六七岁时洗锅碗，七八岁时拾柴火，八九岁时去打水，九十岁时烧饭菜，十一二岁订婆家，十二三岁为人妻，十四五岁为人母，四十岁时当祖母。直到死了，也不会像男人那样有资格葬在自家院落。因为，女人永远不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女人结婚不能自主，父亲看中的男人就是她的丈夫。在不少非洲村庄，婚后妻子生了两三个孩子后才能出门。接下来一生要伺候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女人活得很琐碎，每月一次的“倒霉”，唧唧喳喳的话语，啰啰唆唆的嘱咐，还要随时面临被男人“休妻”。

《非洲十年》里，有许多非洲女人的故事：60多岁的“马滚蛋你”，生了13个孩子，其中10个又相继离去；哈莉玛的孩子被接生护士用剪刀夺去了生命；得了艾滋病的老师泰毕斯，临死前对这个世界坦然又淡定。但是她们没有抱怨，没有恐惧，也没有放弃。再艰难的生活，她们接受着，日子有悲伤也有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