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没有衰落

笑的时候，方力钧脸上的皱纹异常深，由上到下，穿越了四分之三的脸。

在经典美术中，几乎没有一位大师会画笑，比如《蒙娜丽莎》，不过是嘴角微微翘起而已，笑，意味着一种紧张——肌肉不得不尽力拉伸，定格时，那一瞬间给我们的不是快乐，而是僵硬。但，每个人都在笑，被屏蔽在艺术之外的笑，是一个幽暗的工具。我们希望让别人知道，我很放松，对你充满善意，然而，我们显露出的，却是一张扭曲的脸。据说，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才会真正的笑，这，或者就是社会化的代价吧。但，那个真正的自我呢？

方力钧的眼睛细而长，总望着对方脑后1-2米外的某个点，那眼光，有无比的穿透力。一个人，经历了圆明园那些辛酸的岁月，又突然成了时代的宠儿，甚至主流也在向他招手，仿佛又一个张艺谋，即将华丽诞生……面对这一切，方力钧何去何从？

像野狗一样生存。其实，这不是件容易事。

方力钧的头发，剃得干干净净

方力钧

1963年生于河北，是中国后89新艺术潮流最重要的代表，与这个潮流的其他艺术家共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玩世写实主义，其中尤以方力钧自1988年以来一系列作品所创造的“光头泼皮”的形象，成为一种经典的语符，标志了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上半期中国普遍存在的无聊情绪和泼皮幽默的生存感觉。

当代艺术没有衰落

晨报：越来越多的人在说，当代艺术正走向衰落，你怎么看？

方力钧：我的观点正好相反，在人类历史上，艺术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赢得这么多人的关注，为什么你会认为它正在衰落呢？

晨报：比如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变得遥远了，相比之下，人们似乎更关注圆明园时期。

方力钧：在圆明园以前，没出现过那样的声音，显得比较刺耳，大家也更关注，今天貌似比较自由了，任何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观点，没有能压倒一切的声音了，所以人们不知道该关注什么。其实这样挺好，这是一个才华不大可能被忽略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表达，只要你有才华，就会被关注。

晨报：但这也有一个问题，表达可能会超越本质，于是到处都是芙蓉姐姐。

方力钧：这也比谁来冒充上帝，拿着所谓的绝对真理，把信仰强加给你要好。生命本来就是盲目的，谁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存在，当我们失去价值的坐标时，我们必然会遭遇自己的盲目性，我觉得这是好事，可以使人获得更多的感受。

希望被理解是一种狂妄

晨报：但你不觉得你在被扭曲吗？人们在大声称赞，可他们并不理解你。

方力钧：你不能要求别人理解你，这是一个太狂妄的想法了，皇帝权力大不大？他真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吗？皇帝都做不到，艺术家就更做不到了。别人为什么要放弃有限的生命来理解你呢？

晨报：但在这种虚幻中生活，自我会不会也变得虚幻起来？

方力钧：那要看什么是自我了，自我究竟是液态的还是固体的，它是不是无法再塑造再改变了。所谓自我是一个诡异的勾当，这就是人生的悖论：明明在场，却又不在场。绝大多数人没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当自我处于动态时，它的可能性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

晨报：但这种不确定性，不会让心灵更痛苦吗？

方力钧：这也没办法。有时要换个角度看，从自我的角度去看世界，可能会觉得自己无限大，超越了地球上70亿人的总和，但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自我，如果从那个角度看，我们不过是新陈代谢链条中的一分子而已。所以，必须有更多丈量自我的点，这也许会更精确。生命就像长江里的水滴，被裹挟着，到三峡水库，你只能暂停，到开闸时，你只能跌落。你自己做不了主，所谓主动性，是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获得的。就像常说的那样：不能改变世界，就只能改变自己。

玩世的现实主义

晨报：这种玩世现实主义中，是对魏晋衣冠的一种传承？

方力钧：这是典型的误解，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联想到历史，可时代背景完全不同。竹林七贤至少没生活压力，这在今天怎么可能呢？即使到清中期以前，人口压力、资源分配、社会环境等也和今天完全不一样，国家权力、官员比例、权力阶层等和今天也不一样。当人与人的关系不紧张时，方方面面至少不会穷凶极恶。

晨报：玩世现实主义真的是一种解决方案吗？

方力钧：不知道。人类社会有太多的悖论，就以我们常用的语言来说，大体上正确的都很少。比如“人”，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字，却注定有更宽泛、更广义的概念，因为在现实中你看到的许多人不是人。这包含着普遍人性的危机——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在制造着不平等，你吃苦耐劳，是为了占据比别人更好的位置。这真的能改变吗？我很怀疑。也许，会有圣人，但他们数量太少，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晨报：艺术这条路充满艰难，作为成功者，你对后来者有怎样的建议？

方力钧：没有建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因为外在的幸福和内心的幸福完全不同，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因太智慧而被忽略，有人因缺乏智慧而被忽略，你状态究竟如何，别人无法知道。所以，做你自己愿意的事就好了，至于到我个人，虽然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但依然在努力适应这个社会，也会有抱怨和挑剔，但我总在提醒自己，这个抱怨不可以冒出头，一旦抱怨，你就会充满失败感，就会与社会无法保持一种相对舒服的关系。

晨报：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总以“野狗”为口号呢？

方力钧：那只是一个世界观，或者说是口语哲学，你无法把它1比1还原到生活中，如果你现在采访的是一只野狗，怎么可能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