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北京商人孙先生在芬迪新光天地店和国贸店各买了2件芬迪羽绒服，一共花了89200元。随后他将这4件羽绒服都送给了生意伙伴王老板。孙先生说，买衣服的时候，店员一再告诉他，服装原产地为意大利。他也看过羽绒服的中文标签，产地标注为意大利。
2011年5月，孙先生突然接到王老板司机的电话，让他下楼取东西，司机将一个大购物袋搡到他怀里。孙先生一看，正是那4件羽绒服。司机挖苦道：“你是不是拿A货(仿货)糊弄人啊？”孙先生尴尬地接过被退回的礼物。
4件羽绒服近9万 送人却被疑“假货”
孙先生找来英文好的朋友帮助，才发现羽绒服内衬夹缝处的水洗标签上，用英文标注着“MADE IN BULGARIA”(保加利亚生产)。
孙先生说，为挽回面子，他又花15万元买了两款LV女包送给了王老板。2011年8月，孙先生起诉芬迪(上海)商业公司(以下简称“芬迪公司”)，以标签和服装实际产地不符构成欺诈为由，要求双倍赔偿178400元。
芬迪辩解：误将原产地标注为意大利
在法庭上，芬迪公司同意退货，但不同意双倍赔偿。
芬迪公司的律师承认涉案羽绒服确实产自保加利亚，但举证表示，是芬迪意大利公司向中国区发货时，开票时误将产地标注为意大利。其工作人员在错误指示下制作了中文标签，以致孙先生所购产品的中英文标签产地表述不一致。
另外，律师称：“那么贵的羽绒服，孙先生一次性地付现金，这和一般的奢侈品消费行为不吻合。一买就是4件，购买动机也让人怀疑。”
法院审理：并未隐瞒真实产地 芬迪公司不属欺诈
2011年10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退货退款，但认定芬迪公司不属于民事欺诈。孙先生提出上诉。
孙先生的代理人祝维娜律师提出质疑：意大利方面“碰巧”发出错误配送信息，关联公司“碰巧”未经验证就制作了中文吊牌，质检人员“碰巧”没核对就批准商品销售。但是这些“碰巧”不是芬迪公司的失误，而是故意欺诈。
2011年12月14日，二审法院裁定该案维持原判。二审法院认为，涉案羽绒服的水洗标以英文标注了实际产地，可见芬迪公司并未隐瞒真实产地，所以不能认定芬迪公司实施了欺诈。
但有专家认为，中文标签印的产地是意大利，英文标签印的产地是保加利亚，是明显的欺诈行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49条规定，应该由商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双倍返还货款。
芬迪国贸店 “保加利亚产”不少见
在诉讼过程中，芬迪公司承认：“涉案服装系芬迪意大利公司委托保加利亚生产商进行生产，后由保加利亚的生产商将服装寄回意大利，由芬迪意大利公司统一发货给我公司。”
芬迪公司坚称，之所以衣服上的中文标签标注了“意大利”，是因为芬迪意大利公司传过来的信息就是“产地意大利”。
芬迪公司的律师还提交给法院一份《产品情况说明》。从随附的清单里记者发现，2010年11月，仅芬迪国贸店就销售过“保加利亚生产”的秋冬季服装21款。在该店销售的“2011年春夏季商品”中，包括罗马尼亚产服装2款，乌克兰产服装4款，而皮衣则全部产自中国。
在网上，记者找不到任何关于芬迪服装代工的消息。在两家店内记者查看到的服装标签，产地全部标注为意大利。国贸店一位售货员很确定地告诉记者，芬迪所卖的针织品和皮草原产地都是意大利。但是，另一位售货员则称，“羽绒服有部分不是意大利产的”。
芬迪品牌回应：
就产品代工问题，记者致电中国的芬迪公司。负责媒体接待的员工表示，在法院已经判决的情况下，芬迪没必要再做更多说明，但保留解释的权利。
该人说，芬迪一直以来秉承的理念，是低调做生意。
律师炮轰：芬迪等大牌可谓是“洋达芬奇”
陈旭明律师表示，中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特点就是要买就买“正宗货”。
“消费者选择你，正是考虑了产地这个附加值。如果产地不是意大利这些品牌发源地，而是其他国家，当初孙先生说不定扭头就走。现在你在这个问题上欺骗我了，没有满足我在附加值上的需求，作为消费者当然有怨气！”他说。
对于奢侈大牌利用上述潜规则的“合法”一说，陈旭明则并不认同，他表示：“这种做法，其实和达芬奇家具在保税区‘一日游’的做法没有实质区别！两者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陈律师表示，相对来说，达芬奇的做法还节约了物流成本，降低了售价。严格来说人家达芬奇也没有严重违法之处，但在国内遭受了那么猛烈的炮轰，这些奢侈大牌用同样的潜规则欺骗中国消费者，理应遭到更强烈的炮轰！”
一 哪个国家完成最后加工 哪个国家就是“产地国”
芬迪公司《生产及销售情况说明》中提及的细节让记者产生疑问：服装由保加利亚生产，按常理说直接从保加利亚销往第三国的物流成本最低，为何非要先运回意大利国内再外销。
就此，记者采访了某服装代工公司老板陈军(化名)。他向记者披露了一个惊人内幕：
陈军透露，目前，很多世界级的奢侈品品牌，其中相当一部分产品不是本国生产的，而是由一些劳动力低廉的国家代工的。
他告诉记者一个流行于这些“大牌”之间的“潜规则”：按照各国的规定，产品在哪个国家完成了最后一个加工步骤，最终成为成品，哪个国家就是“产地国”。因此，“大牌”们便钻这个空子，他们把材料运送到代工国，完成产品加工的大部分步骤后，再将“半成品”运回国内，将最后一小部分加工步骤在本国完成。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原产地还是“大牌”所在的国家。
“打个比方，一个意大利品牌服装，它可以在保加利亚完成大部分加工步骤，就剩下扣子不钉，拉链不装，之后将‘半成品’运回意大利，让工人把扣子钉上，拉链装上。”陈军说，“这套服装在意大利工人手里彻底‘完活’后，它再出口到其他国家时，原产地可以堂而皇之标注为‘意大利’，而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算是虚标、错标。”
二代工“半成品”运回国更省关税
这种特殊的加工方式， “大牌” 自然有自己的如意算盘。
陈军说，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方面，产品能得以标注一个好听的“产地国”；另一方面，将代工后的产品运回国内，还能节省关税。
三“半成品”奢侈品关税难核定
他解释说，在没有完成最后生产步骤、未加商标的情况下，代工后的产品只能算是“半成品”，“半成品”的成本难以核定，因此将其运回本国的关税要比运回成品的关税低得多。
陈军告诉记者，“大牌”们对外也有很多说辞，比如，虽然只差缝个拉链，但它可以说代工国的机械工艺达不到要求，只有本国的机械工艺才能达到标准；还比如说，本国工人的手工工匠有着‘世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工艺技术，代工国的工人水平比不了。
四 是否属于代工 消费者难以识别
陈军还向记者透露，很多著名奢侈品品牌的牛仔裤，其实主要的加工步骤是在土耳其完成的。因为土耳其的牛仔裤面料是全世界最好的，一般的大牌牛仔裤的面料都使用土耳其的，因此在土耳其代工能节约成本。
“但通过上述潜规则，最后回国装个拉链，产地就变成意大利等大牌所在国了。这一点，相当多的奢侈品爱好者是不知道的。”他说。
他说，虽然是产品代工，但由于目前各国的生产工艺、工人技能都在不断提高，一件从始至终由意大利工人生产出来的服装，和一件由中国、越南等代工国完成主要加工步骤的服装，消费者一般是看不出来差别的。
“只有个别特别高端的东西，由于机械工艺要求特殊，对工匠技能也有特殊的要求，只能在意大利等大牌所在国生产。”他说。
尽管陈军表示，“无论奢侈品在哪儿生产，制造出来的产品质量都几乎一样，消费者更应该认同的是品牌、用料、设计等产品附加值”，但他也承认，对于那些“大牌”来说，上述潜规则是不情愿让消费者知道的，代工问题是很保密的。
“我曾经在国内到处打听一个著名品牌的代工工厂在哪儿，但根本打听不到，这个品牌的公司拒绝透露。”他说。
五 副线品牌代工国家制造
多年来，奢侈品的制造环节向中国的转移是一个有选择的渐进过程。许多奢侈品牌旗下通常都会有一些材质相对便宜、做工要求稍低的“副牌”，这些“副牌”就被最先转移到中国。
拿PRADA举例，他们主要将低端产品线放在中国来代工生产，也就是俗称的“红标”产品(红色标签产品)。产品的材质也相对便宜，真皮材质的许多高端产品线仍留在意大利生产。令PRADA感到不放心的是，近一阶段，奢侈品在中国麻烦不断，许多品牌都惹上质量问题。出现最频繁的就是染色不合格，出现掉色等现象，严重影响声誉。PRADA上市之后，面临的监管和舆论压力更大，公司不得不对生产环节加倍重视起来。
六 高销量促使品牌寻求更多代工国家
目前欧美奢侈品的中国代工厂主要集中在东莞等地，但规模并不大。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随着奢侈品牌越来越多地选择上市，每一阶段的财务压力都会越来越大，公司必将设法扩大销售终端、增加产量。由于中国制造的成本仍然相对较低，技术水平近年来提高很快，奢侈品牌会越来越多地选择代工的方式来扩大产量。
一般奢侈品在国外代工有几种形式：一种是在国外生产成品，比如Armani有七条生产线，最顶端的GiorgioArmani是在意大利生产的，EmporioArmani就有一部分是在中国生产的；一种是由国外企业代工部分工序，“我曾经和一个中国企业老板去日本找刺绣工匠，后来发现跟我们合作的那位工匠，也为香奈儿提供手工刺绣业务”；最后就是完全授权经营，比如皮尔-卡丹就授权很多中国企业生产一些中低端产品，比如羽绒服、袜子。
“其实产品外包或找代工，对于奢侈品来说是有风险的，会影响到品牌的整体形象甚至公司经营状况。这种做法的确会降低成本，并有可能把低收入人群培养为其高端品牌的消费者，但也会稀释其品牌价值。”曾明月解释说，1994年前后，GUCCI就曾经把一部分外包出去，但企业甚至因此破产，“毕竟奢侈品不是快消产品，走的不应是大众路线”。
关注微信公众号
商务合作微信m.chinapp.com 版权所有 品牌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