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陈彩霞的作品2012/2013秋冬系列

在去年，他们被这家老牌时装屋任命为首席设计师，成为第一对入主法国时装品牌的中国设计师，成为一时的话题人物。与近年风生水起的华裔设计师不同，他们是“地道的中国人”：32岁的刘凌来自哈尔滨，30岁的孙大为来自大连，他们在中国长大，大学时期在巴黎求学，并在那里结识，搭档了近10年。

在去年下半年举办的2012巴黎春夏时装周上，刘凌和孙大为发布了他们在卡夏尔(Cacharel)的处女作，许多人的评论是“中规中矩”；而看过他们这一季秀的人，则会说：“刘凌与孙大为终于放开了。”设计师对于颜色的敏感度被释放出来，配搭让人眼前一亮。他们介绍说，本季的灵感缪斯是美国著名的女飞行员阿梅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系列富于女性的柔美，却又飒爽雅致。“刘凌与孙大为很有才华，我想他们做得很好。颜色、面料的运用都很好。给一个有着长久历史的品牌注入新东西，是一种挑战，但他们做到了，恭喜他们。”《ELLE》法国版主编瓦莱里·托哈尼亚(Valerie Toranian)对本刊说。

坐在宽敞的会客室里，刘凌和孙大为笑称：“可能是我们赶上了好时候。”“现在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刘凌对本刊说。作为一个在巴黎求学、并在此开始职业生涯的中国设计师，她在这些年切身感受到了环境的变化：巴黎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百货店的中国消费者也越来越多……最令她感到记忆犹新的是，某一天在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听到了中文广播。“大概是2003、2004年，突然听到了中文广播，当时的感觉非常震惊。我上学时也经常去老佛爷百货，听到的只有日文。我忽然意识到，他们要抓中国市场了。”

“其实作为设计师，是不分国籍的。我们首先希望做一个优秀的设计师。但你本身是个中国人，不管你希望突出与否，你都是个中国人。”孙大为对本刊说，“中国身份现在是个优势，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帮助，这一点只会给我们带来荣耀。在过去，欧洲人不会把中国当成是一级市场，只会把中国当原产地。以前他们知道中国市场在那里，但不感兴趣，而现在中国是争夺点。”

“我们把自己当设计师，而不强调‘中国设计师’，因为这是一种职业道德。设计师都希望用作品说话，让人们关注自己的作品，都不希望因为其他东西带来知名度。许多设计师不希望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受到关注，我们想要的是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哪怕是给我们一个更恶劣的环境也可以。”孙大为说，“法国人怎么看中国的变化？我们不知道。但中国在往上走，这是个事实。你是想要进入游戏规则还是旁观？别人怎么看不重要，主要是自己看自己。”

王陈彩霞是另一位出现在此次巴黎时装周上的中国设计师，较之刘凌与孙大为，她是年长一辈的设计师，其设计之路与前者也不尽相同。“我没有进过时装学院，是工匠出身。”王陈彩霞对本刊说。她的职业生涯是从学做衣服开始的，结婚以后，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夏姿”，那是1978年，当时的她年纪不过20 岁上下。在上世纪90年代，王陈彩霞来到巴黎，成立了工作室，并在2001年正式开设巴黎店面，成为第一个进驻欧洲的台湾时尚品牌。在王陈彩霞看来，“巴黎比纽约、伦敦更时尚，包容性也更强”。

她将“夏姿·陈”(Shiatzy Chen)2012春夏的秀场选在了法国国家高等美术学院。这已经是她第8次来巴黎做秀了。“第一次来巴黎做秀的时候，我很害怕，但我告诉自己说，怕也没有用。此后是第二次、第三次……我一直在检验自己的不足。与那些大牌设计师的大秀相比，我有很多不足，但我一直跟自己说，将来有一天也要跟他们一样，在规模和气势上不输于他们。”王陈彩霞在秀场后台对本刊说。

看过“夏姿·陈”作品的人，不难发现烙在其上的中国印记，这一点，甚至在看到设计以前，就可以体察出来。“夏姿”一词，取意“华夏新姿”。巴黎在改变着这名中国设计师。“从第一次到第八次，我有一些变化。第一次做秀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有什么不好，西方人为什么不接受呢？但慢慢地我开始发现，自己确实有不好的地方。人没有走过，不会知道对错。现在我知道，把缺点改掉会更好。传统加入新元素，他们才会接受。”“夏姿·陈”今季的主题叫“织梦”，源自贵州的苗绣，依然是典型的中国元素，却已经不是过往随处可见的刺绣和中国结了。

王陈彩霞有着与刘凌和孙大为不同的思维模式。“欧洲人是很骄傲的，要他们接受很难。这是我最不服的一点。我想，总有让他们接受的一天。你做的东西不可能每个人都接受，知道不足在哪里然后改正，不用刻意讨好或逢迎，需要的是把自己做好。每一次，记者都会问我：‘西方人会接受这些东方的东西吗？’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一点，好像自己对自己都没信心。我做了三十几年的服装，对‘中国’一直是很有信心的。这一点也是我最想突破的，我希望他们能看到中国的美。”王陈彩霞对本刊说。

“‘夏姿’属于另一代，在她的意识里，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文化使者。”杨玟对本刊说。她是赫斯特中国出版总经理，在过去，她曾先后担任《Marie Claire》及《ELLE》杂志的台湾版主编，认识“夏姿·陈”已经有十几年了。“她在改变，尤其是来到巴黎做秀以后，变化很大。现在，她开始为女人做衣服，而不是作为文化传递者。她的设计里依然可以看到中国元素，但用的是更微妙的方式。”杨玟说。

“我们在看到中国设计师的时候，总是在想，他代表了中国，而经常忽视在作为一个‘文化大使’之前，他首先是一个艺术家。”杨玟对本刊说，“我想 ‘夏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你可以看到中国设计师的改变。在她想到‘我代表着中国’之前，首先想到的是‘我在为女性设计服装’。从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传递者，到为世界的女性设计衣服，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变。她不再局限于一种角色，而是更开阔地去看待设计和艺术这件事。”

在许多人看来，如今出现在巴黎的这些中国设计师，是“赶上了好时候”，这中间有商业因素，骤热的奢侈品市场，给“中国身份”带来了附加分。“这几年，品牌谈论‘第一大市场’的时候，越来越多指的是中国。在中国的这个行业里，消费跑得特别快。产业发展有些不均衡，但我不认为这是畸形。这个产业的真正幕后推手应该是设计师、造型师们，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们更多的是引进国外的。尽管在我们身边，也出现了一大批有才华的人，但相对于我们的消费份额而言，还是太少。”赫斯特中国董事总经理艾弥尔对本刊说。

“在这个高端生活方式的行业里，中国发出的声音还太少。原因是我们对西方的了解程度远远大于他们对我们的了解，双向沟通的机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法国的时尚产业链很完全，而我们是在打造这条产业链，做全整个价值链，需要做的事还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带一些人去巴黎，让海外的人了解中国的原因。如果没有杂志这个行业，我们的发展和对接会更不均衡。”艾弥尔对本刊说。巴黎时装周期间，他们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举行了“ELLE巴黎风尚夜”，邀请了几百位宾客到场，其主题之一便是“中国时尚力量的崛起”。

如今的情况是，中国的时尚媒体对于中国设计师，实在“宠爱有加”，这让许多人感到，现在的中国设计师是太幸运了——“只要有一个中国设计师在巴黎做了秀，所有中国大刊的主编都会跑去看。”而在其他的西方国家，同样年龄的独立设计师，要依靠极大的自身努力才能得到这样的关注度。“法国的新设计师，不论来自哪个国家，都要经过一段寂寞的时间。很多人像‘夏姿’一样，一开始吃了很多闭门羹。即使来巴黎做了秀，也不一定能让编辑注意到。”杨玟告诉本刊。

“法国人有很固定的工作模式，若你是一个新设计师，首先要定期寄一些衣服让编辑看到。若经济充裕，可以通过公关公司来做这些。法国有几大专做时尚的公关公司，可以帮助新设计师做全套品牌策划。他们的样衣间里有各种品牌的衣服，大大小小的编辑会来这里看衣服。公关公司是踏进这个门的第一块砖。接下来，由于多数设计师没有足够的资金开大店，所以需要公关公司帮他们联系买手。巴黎有几个大买家：巴黎春天、老佛爷百货和左岸的波马舍百货公司。这三家的买手过来，让设计师的衣服进入百货店的临时柜，就有机会让记者看到你。最后编辑会跟主编说，某个设计师很红，主编才可能出现在他的秀上。”杨玟对本刊说。

北京姑娘玛莎(Masha Ma)是出现在此次巴黎时装周的三位中国设计师中最“新鲜”的一位——这是她第一次来巴黎做秀。在这次展出的秋冬系列中，她从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夜莺与玫瑰》中获得了启发。从一些设计细节上，可以看到这一点。比如镶嵌珠饰和分层的花饰，配合毛草衣领的运用，体现的是夜莺与玫瑰的合体。

许多人在此次巴黎时装周之前就已经听闻了这名中国设计新秀的名字。玛莎于2000年前往英国留学，相继在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设计学院获得了女装设计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她的毕业作品被选中，出现在伦敦时装周上，让她成为最近5年里第一个进入在伦敦时装周举行的圣马丁时装设计硕士课程毕业媒体秀的中国(大陆)学生。

相比他们的前辈，她这一代的设计师所处环境更令人愉悦。“现在国际上，有很多成功的华裔设计师，所以国际时装界对中国年轻设计师的友好度也有所提高。对我而言，最大的困难在于对时间的把握。每一季的设计和生产时间都很紧张，必须对时间有很好的掌握，清楚地知道什么阶段该做什么。”玛莎对本刊说， “说到底，对一个设计师的接受态度，最终还是要看作品的完成程度。中国设计师要融入国际环境，必须要选择更国际化的语言。就像讲故事一样，用大家能听懂的语言才能够让对方理解自己要表达的意思，设计也是如此。”

对于玛莎这样的独立设计师，从伦敦时装周转战巴黎时装周，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在时尚界，这种做法早有先例。早年的亚历山大·麦昆、约翰·加里阿诺，近年的加勒斯·普都属于这种情况。“伦敦时装周对创意的追求，可以让许多年轻设计师尽情发挥自己的创意和另类，完善自己整个系列的风格和整体性，为自己在时装界赢得名声。”玛莎告诉本刊，“但伦敦时装周在商业上不够成熟，因而吸引不了更多的买手和时尚媒体。巴黎时装周可以提供更好的平台让设计成熟的设计师发展自己的品牌，获得更多媒体、制造业的支持和商业合作。对年轻设计师而言，这是从独立设计师转变为品牌的挑战，也是每一个成功品牌的必经之路。”

与她持同样见解的人不在少数，这让时装周期间的巴黎成为全世界设计师密度最大的地区。在这样一个设计师云集的时刻，要脱颖而出并非易事。“巴黎是一个欢迎世界设计师的城市，与米兰、纽约和伦敦不一样，它很开放——或许因为它是时尚的发源地。但巴黎的竞争也很激烈，每年都有很多新设计师带作品来这里。这个时刻太疯狂了，要让记者看见你并不那么容易。”瓦莱里·托哈尼亚对本刊说。她在《ELLE》法国版主编这个职位上已经做了16年。

显而易见的是，如今已不是一个仅凭“身份差异”就可以获得关注的时代了。“与日本设计师来到法国的80年代相比，时代不同了么？也许是这样。 80年代是一个文化融合的年代。日本设计师的个性非常强，但他们强势的地方，不仅在于他们的日本身份，而且在于他们的时尚敏锐度。比如说川久保玲，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非常‘日本’，但她很懂时尚，给时装界带来了很多新东西。你可以在保持自己身份的同时，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时装是情感性的，不论设计师来自何处，只要他的设计是特别的、有风格的，就能打动人。时装说到底是衣服，差异性没有那么大。国籍其实并不重要，而且时装产业是非常国际化的。你在中国，我在法国，我与你风格的相似度，可能比我与另一个法国女人的相似度更大。品位是个人的，也是开放的，它没有国界之分，重点在激起观看者的情感共鸣。就好比看到一幅画，有些人会被打动，有些人不会，看一场时装秀，也是如此。”瓦莱里·托哈尼亚对本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