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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亿万富豪为何移民?
admin
2017-07-11 07:18:48 932 阅读
导读:来自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第一部年度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

来自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第一部年度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

 

 

告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1月20日,金吉列公司加拿大移民部经理张莹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公司非常看好2013年市场。在她看来,第一次移民潮是1989年到1999年,第二次是2003年至2004年,而刚刚踏入的2013年,将迎来第三次移民潮。

那么,是哪些原因促成了企业家移民?《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不方便、不安全、不幸福是企业家选择移民的三大主因。

不方便

近日,著名学者于建嵘教授赴英开会,申请签证除了需要护照和身份证外,还要求出示户口本,于建嵘一怒之下取消了行程。

有网友自嘲:中国护照被视为全球含金量最低的护照之一,在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排名倒数第三,仅强于朝鲜和巴基斯坦。中国香港免签国有135个,中国台湾免签国有124个,而中国护照免签入境国家寥寥无几,其中14个还在非洲。去港澳要通行证,多待一天就会被驱逐。

因此,移民能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就是企业家免签证的便利性。

而且,法人代表国籍变更后,有望获得税收、用地、用工等政策便利,甚至融资渠道也更加多样化,移民对企业主的诱惑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经济下滑时期,靠移民争得喘息机会显得尤为重要。

张莹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移民国外一般分为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民营企业家大多选择投资移民。张莹承认他们所办理的成功移民案例中,很少有真正去加拿大做生意的,大多数都是在国内继续经营。虽然花费不菲,但因“出口转内销”后,能享受到此前难以奢求的“超国民待遇”,移民对民企的诱惑实在难挡。

另外,移民也成了曲线融资的捷径。俏江南董事长张兰为企业上市而移民岛国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1月19日,致公党江苏省委员会委员、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提交提案:建议公开中国富人财产及国籍信息。陈光标表示:“现在有钱人移民的很多,在国内赚钱以虚假协议转到国外,这样的现象也很多。比如,在国外订了一个设备要100万美元,一些人在国外注册虚拟公司,可以把这笔金额做大到1000万美元,剩下的900万美元就被合理、合法‘洗白’了,打‘擦边球’的虚假投资现象比较严重。”

不安全

著名企业家冯仑在去年曾有一句调侃的话,让很多企业家笑出眼泪:“有人说中国企业家为啥最近老讲体制的问题?因为政府的手老在我怀里乱摸,不能不说,又不能乱说。”

中国企业家随时面临着政策的不确定性,面对推倒重来式、秋后算账式的政策,不安全感正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

面对《中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很多企业家表示:对于随时可能莫名而来的处罚,企业不敢说,但不能不说,又不能乱说。政府的手有时候伸得过长,监管部门投入了超额的精力、财力来监督,并有些矫枉过正,这样会让原本可以持续健康发展的企业遭受重创,从此,企业的信心指数会严重受挫,最终企业家可能会选择移民来逃避。

1月15日,胡润发布的报告称,对当前经济仅有25%的企业家“非常有信心”,三年前为56%,对经济没有信心的企业家由三年前的1%上升到今年的9.4%。

福建某律师事务所邢姓律师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一些富豪离婚“净身出户”的背后,很可能是为其全家移民做好了“财产转移风险规避”。邢姓律师认为,做出如此痛苦的选择,恰恰说明了企业家内心的不安全感,他认为应用宽容的态度对待企业,要允许企业在问题中发展,政策的制定,要有包容性,这样才能给企业生存发展的空间。

不幸福

在采访中,很多企业家向《中国企业报》记者提到了自己的不幸福。一位企业主甚至告诉记者,在过去的2012年春节,他是被工头儿挟持到办公室度过的,原因是政府所欠工程款结不回来,以致无法结清工人工资。“工人还能冲我闹闹,我敢冲政府闹吗?以后的活儿还想不想做了?”

其实,在面对政府管理部门的刁难、潜规则,企业家群体已经成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心理学所谓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亦称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同情、惧怕等情结,于是反过来配合、甚至帮助、保护犯罪者。对于权利寻租、不公正待遇,大多数企业家因此选择了忍耐、沟通。

上海市青年创业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张士举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了担忧:“中国企业为什么长不大?我接触的企业家经常说,专家别给我讲下一步政府应该怎么做,而是要告诉我下一步政府会出什么政策。政策的出台不连续性,抽屉里、口袋里出台政策的不适应性,再加上秋后算账或者推倒重来,都让企业生存艰难。”

张士举认为,“法不溯及既往”是一项基本的法治原则。不应该用今天的规定去约束昨天的行为,政策制定也应不溯及既往。但现在很多企业在现实中经常面临秋后算账式的处罚,这是影响企业家信心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面对越来越困难的经营环境,很多企业家也在选择观望甚至接受挑战。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认为,聪明的企业还是要把希望放在自己的身上更为牢靠。

刘积仁主张企业家应该积极面对现实,“我不认为中国的整个社会环境会一下子达到我们理想的那么好,我们低成本竞争的能力永远不会再回去了,现在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原来羡慕的富人现在越来越变成穷人,现在他们在期待我们买他们的东西,这个格局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企业生存的基本道理就是冬天能活,下雨能活,困难能活,有钱能活,没有钱也能活,而这种活需要企业有更长远的发展战略,而不是靠机会,靠别人给你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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