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奢侈品

“奢侈品”其实是一个舶来概念。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奢侈品在国际上被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属性的消费品”，亦称“非生活必需品”。奢侈品在经济学上讲，指的是价值/品质关系比值最高的一类产品，或无形价值/有形价值关系比值最高的一类产品。

从词源学分析，英语的“奢侈”一词源自拉丁词Luxus，原意指“极强的繁殖力”，后又渐渐引申为“浪费”、“烧钱”、“无节制”等。大部分欧洲语言都吸收了这个概念，但确切地说，由此发展而来的“奢侈品”这个词在西方原本倒也不一定含强烈的贬义，而往往只是用以描述在各种商品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超出必要程度的费用支出，或纯粹泛指“非生活必需品”。

不过对许多国人而言，对“奢侈品”往往比西方人作了更多社会学上的解读，故“奢侈品”一词引发的联想往往是负面远远强于正面，甚至可能与贪得无厌、虚荣心强或挥霍无度几近同义。其实，从经济意义上看，购买奢侈品仅是一种消费行为，尽管高档，本身却并无贬义。

英国权威的《牛津高级词典》概括了奢侈品的三个最大特点：好的、贵的、非必需的。相比之下，尽管大多数中文字典的解释“挥霍浪费钱财，过分追求享受”同样包含了这三大特点，不过就表达来说，英文明显要中性许多。

英语的解释显然也并非尽善尽美，但其中所说的“好的、贵的”还容易理解，什么才算是“非必需”，就很可能因人而异了。由此有经济学家发明了一种“80/20法则”，即界定同类产品中最好的20%，同时对于80%的人来说是昂贵而且非必需的产品——这就是奢侈品了。当然，要是再进一步过滤，则可提升为“90/10法则”乃至“95/05法则”，那就可区分出更为高端的奢侈品了。

然而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在“好、贵、非必需”这三个概念中，最容易“认定”的恰恰就是“非必需”这个概念。因为只消调查研究一下此产品的市场占有量，看看究竟占有多少比例的人口能够拥有这件产品，便大致可判断出该产品的“非必需”程度了。最简单的例子是水——既然人人都得天天喝水，100%的占有率决定了它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绝对必需品；与此相反的极端例子是私人飞机——即便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几个国家，拥有私人飞机者仍然不到总人口的区区1%，所以对其余99%以上的人口来说，完全是非必需品。

可以说，那些绝大部分人买不起的物品，都被视为奢侈品，其中最常见的有名牌箱包或手袋、高档时装或服饰、私人飞机或游艇等等。

奢侈品还另有一个特点：其概念是“与时俱进”的，常常随时代的发展或科学的进步而发生变化，故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代表产品。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当铝还是比金、银都更贵重的贵金属时，一个法国的皇帝进餐用的是铝碗，而其大臣则可能用金碗或银碗——其时铝碗就是奢侈品。

再如在中国的上世纪70年代，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和收音机这“三转一响”属于当然的奢侈品，但仅仅过了十多年，就让位于电视机、电冰箱、电话和收录机了。换句话说，随着新一代奢侈品的登场，昔日的“奢侈品”的“奢侈”意味渐渐淡出，并转而“屈尊”成了后来的“必需品”。

奢侈品要赚欧美富豪的钱越来越难了

美国运通已多次发布报告提示，尽管欧美的超级富豪无论在人数还是拥有的净资产上都在与年俱增，但他们消费奢侈品的热度却在与年俱降。奢侈品要赚取他们钱袋中的钞票可越来越“难上加难”了。

美国运通还根据对时尚、餐饮、旅游和设计领域的100名高管和其最富裕的100名西方客户群体的奢侈品消费习惯进行了调查，最终公布的市场报告称，在欧美发达国家，作为奢侈品消费者主流的富人，在花钱购买奢侈品的方式上，早已不像10年甚至5年前那么动辄“一掷千金”了。面对越来越琳琅满目的奢侈品牌，他们往往表现得吞吞吐吐、畏畏缩缩，乃至“不屑一顾”。这就意味着，西方富人对奢侈品牌的购买欲，跟几年前相比已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诚然，近些年来欧美经济的不景气使得富人们时有囊中羞涩之压力，但更关键的是，富人们在出手买下价格高昂的奢侈品之前，可能还会优先考虑环境和社会问题。此外欧美的消费群体，时下更为看重的是奢侈品本身的美学设计和实用价值，尽管也不排除对品牌的追风，但大部分人绝对不是因为品牌本身的影响力而去购买，这样的购买和消费才是理性、正常的。

不少时尚设计师、豪华家具设计师、豪宅建筑师都纷纷表示了类似的观点。英国的著名时尚专家库珀还指出：富人们不再热衷与他人攀比，而只是希望与众不同，由此他们会作出更理性的选择，而不像以前那样只是一味“追高”（指高价）或“摆阔”。

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奢侈品消费者更多地转向了低价品牌以及折扣店。个中原因也许错综复杂，但发达国家普征奢侈税一定是其中最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开征奢侈品税在国际上已渐成潮流，目前已有美国、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实施奢侈品税，课征项目包括珠宝、皮草、名表、高档手袋、豪华汽车、私人游艇及飞机等，税率从1%至33%不等，其目的无非是通过征收奢侈税来“摊平”贫富差距，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有助实现社会公平。

在最早推出奢侈品消费税的美国，该税已成为联邦政府调节生产消费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据悉在美国，价格超过3万美元的汽车就要征收10%的奢侈品税。无怪乎美国富豪们在购车时的第一选择往往不是豪车，或至少在选购豪车时不会没有“节制”。

此外美国富婆抢购法国或意大利的名牌手袋远不如国人那般“奋不顾身”，她们透露，宁肯购买美国本土设计生产的寇兹皮袋，尽管它只是“大众化的高档品牌”，但代表了美式时尚最为人称道的创新风格和传统手法，其持久耐用的品质、精湛的工艺以及相对廉价（最低价格只及LV的一成）使其在女性高端消费者中具有良好的口碑，也成了美国市场受欢迎时间最长和最成功的皮革品牌之一。

北欧是全世界物价最高的地区，虽然当地人的高收入可以承受这样的物价，不过前提是对奢侈品（包括高档烟酒）没有过度的嗜好，因为政府征收的奢侈品税高得惊人。据了解，在地处北欧的瑞典，针对普通商品的消费税一般是20%至25%，但对一些政府不鼓励消费的非必需品，如奢侈品，税后价格有可能一下就翻上数倍！

而在日本，在高档餐馆大吃大喝现象极少，个中原因除了日本人普遍具有的节约资源、杜绝浪费、减肥健身等良好品质外，还与政府征收高额“豪餐税”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发达国家，由于相关的规章制度十分严密，奢侈品往往很难成为社会腐败的“黏合剂”和“催化剂”。如新加坡的《公务员纪律条例》就明文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公众人士的礼物和款待，因公接受的礼品必须如实报告，价值超过50新元（约折合255元人民币）的礼品必须交公，否则就以贪污受贿罪论处，当事人不但将面临5-7年的牢狱之灾，而且还将被没收入职以来按月薪40%比例积累下来的所有公积金和养老金。如此重典，真让各级官员毫无例外地视奢侈礼品为“洪水猛兽”而避之唯恐不及！

中国人为奢侈品“走火入魔”

中国是全球奢侈品消费的最大市场之一。目前就境外消费奢侈品而言，中国人已经跃居为世界第一。2010年，中国消费者购买了107亿美元的奢侈品，占当年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将近25%。

比起2011年来，2012年中国人在境内，即大陆本土消费奢侈品的金额只增加了7%，而中国人在境外购买奢侈品的金额增长则高达31%。根据麦肯锡的预计，到了2025年，中国人在境外境内奢侈品市场的消费金额将高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50%。

美国旅游协会主席罗格戏称中国游客是“移动的钱袋”，平均每个中国游客在美一次旅行花费约7200美元，其中抢购各种奢侈品就花去了至少一半。希尔顿酒店的一名经理卡尔·波尔特称，他每天都会亲眼目睹许许多多中国游客满载而归，大包小包装满了五花八门的奢侈品——他们解释说在美国买要比在国内买便宜得多（旅游者往往还有帮亲友购买奢侈品的任务），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兴许旅游第二购物才是第一位的！

德国《南德意志报》刊登撰文：中国人为奢侈品“走火入魔”，文章称：西方奢侈品在中国新一代年轻人中大受青睐已到了“空前”程度。据调查，45%的奢侈品购买者年龄还不到35岁，而在西欧这一比例只有28%。因为LV包或Prada套装，在中国不仅意味着“富贵”，而且也意味着“高人一等”。

法国《世界报》则对中国富豪的“奢侈品热”非常不以为然。该报曾发文评论说，中国的许多富豪确实很有钱，在舍得花大钱狂购昂贵的手袋、首饰、时装、私人飞机以及想方设法地定制价值连城的手工制造的豪车上，跟西方阔佬相比也毫不逊色，但问题是真正的奢侈品品牌代表的是一种整体优雅的气质，是金钱买不来的品位，恰恰不少中国暴发户缺乏的正是必要的文化底蕴，好在他们对这一点也开始逐渐有所意识。

最近有媒体对江、浙、沪网民进行了一项关于奢侈品消费的调查，结果显示，68.8%的受访者表示了购买奢侈品的强烈愿望，其中有不少年轻人为购买奢侈品不惜举债或透支银行卡，即便沦为“月光族”、“啃老族”也在所不惜。

另有调查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人群靠自己的财力来消费的只占四成，其余六成则需依赖父母的“资助”——这部分的消费人群主要是30-35岁之间的年轻人。

相比之下在发达国家，人们用于奢侈品消费的一般只占个人收入的4%左右，而在我国，一些人居然敢把40%的收入花在购买奢侈品上。分析人士提醒说，消费奢侈品时一定要有理性：首先要保证有与之相对应的收入来做支撑，而且消费金额必须控制在保证正常生活的合理范围之内。显然，对我们这个尚处于“初级阶段”，人均收入还不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目前许多人的奢侈品消费确实“超前”或“过热”了。

眼见中国人对西方奢侈品的迷恋，很多西方奢侈品品牌都聪明地盯上了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开始积极闯入中国市场。不少洋品牌正是利用国人对奢侈品的热衷，在大陆市场定价比欧美市场高出不少，如一款在法国卖23000元（折合人民币）的大牌皮包，国内要卖37500元，赚取的称得上是“暴利”。

奢侈品消费的增减还可能是一个社会某些方面的方向标。当奢侈品市场处于负增长状态，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很可能或处于低潮期或缺乏活力，相反如果奢侈品市场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则很可能意味着该国家或地区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而我国从2000年开始，从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已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由此，面对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国的“荣誉”，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沾沾自喜。

奢侈品热带来的负面效应

消费奢侈品，本是个人行为，只要你有经济能力，而且你的钱来得正，旁人不必也不宜说三道四。但这种消费，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行为，明显带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当前中国社会正值转型期，富人通过炫耀奢侈品消费向社会显示身份、地位的高消费生活方式，完全可能会带来负面“示范效应”，使整个社会消费欲望过度膨胀，相互攀比之风越刮越烈，并由此带动大众群起追求奢侈生活方式，最后必然导致奢侈品消费的非理性化。可以说，奢侈品热伴随的往往是社会的铺张奢靡的不良风气，跟政府提倡的节俭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诚然，先富起来的人可以选择高消费，不太富裕的人也可超前高消费，只要你做好合理安排——这在西方如此，在中国也说得通。但是，当前国人对某些人群（其中主要是官员群体及其亲友）的奢侈品消费颇有微词，主要是因为对这种财富占有的“合理性”产生了大大的质疑。

《中新网》曾披露某记者的调查，在北京西郊一家以接待公务会议为主的宾馆里，万宝龙笔就摆在商场柜台最显眼的位置，显然，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在这里消费。这种动辄数千元、上万元的大牌名笔，几乎都是由公款买走，然后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官员们的办公桌！

另据贝恩咨询公司发布的调查报告，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市场50%的奢侈品消费主要就是由“送礼”构成的，诸如江诗丹顿的手表、LV的拎包、杰尼亚的领带等，都是包括商务送礼、公关送礼、公务送礼、会议送礼乃至“地下送礼”等各种名目的送礼方式的热门首选。

有幸今年春节前夕，中国男性的奢侈品消费量同比明显下降，这无疑与政府加大了防腐、反腐力度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