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红药业韦飞燕：90%的医院销售药品有50%的降价空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破除以药补医，降低虚高药价”，两会代表委员表示，药品药材的质量关系到群众健康，药价的高低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花红药业董事长两会期间提出系统医改方案。

　　90%的医院销售药品有50%的降价空间

“相对于价格透明的药店药品来说，90%以上的医院在售药品、耗材都有降价空间，价格砍掉50%，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前提条件是国家必须实施量价谈判。”在广西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一语惊人。做为医药企业经营者，韦飞燕直言行业弊端，认为医药行业也是良心行业，花红药业除了做好永续经营，应多多思考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尽到更多的社会责任，生产优质低价的放心药、良心药。韦飞燕认为，真正的低价来自于原药材种植自足与精选采购相结合，生产与管理的降耗增效，销售中缩短流通环节、减少价格层层累加，比较终费用的降低与加价的环节的减少，才能有优质低价的药品。

“10多年来，政府实施药品降价30多次，但却‘越降越高’。”从事制药工作30多年的韦飞燕坦言，为进入医院而参加的药械集中招标采购，有医院销售业务的药企不是不想降，而是不敢降。这里有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医院的回扣是其中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广西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张福维说，药商出售药品，早已将回扣计算在药价里，药价越高，回扣越高。

“所以，以医院销售为主营业务的大多数药企，即使卖着高价药，其实并没有从药品差价中得利。”韦飞燕表示，以回扣促销量，搞得药企都很累。

　　药价为何走不出“高回扣”怪圈

张福维说，虽然有些地方试点医改，但始终是碎片式的，治标不治本，难以走出以药养医的怪圈。韦飞燕的提案提出了系统医改方案，表示症结在于医院运营模式有问题：做为社会服务性机构，公立医院赚取的应是医疗服务费;而过低的服务费，倒逼了药价的虚高。医院应提高医疗服务费，避免将盈利重点放在药品上。

据调查，制药企业面向全国销售，并在各省市制定销售计划，根据当地的销量来定价格。一旦有的试点价格降了，其他地方势必也要求跟着降价。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辅仁药业集团董事长朱文臣说，实际上，降价并没有使制药企业的销售量上升，反而下降了。

“医生的利益空间没有了，谁来给你开药?对于制药企业来说，销售量自然也就降下来了。”韦飞燕坦言，降下去的价格实际上就是回扣。取消了回扣，药品销售的积极性至少下降80%。“药品招标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用药者和付款者不谈价不定价，谈价定价者不用药也不付款。谁对药品的疗效负责?实际没有。”韦飞燕说，不断变花样的药品招标，还是万变不离其宗。我国当前的药品招标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政策，只有定价不承诺量，天底下有这样不公平的买卖吗?这完全是政府部门的强制行为。制药企业担心，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没有回扣就没有销量，这就是药企打价格保卫战的真实原因。

　　药品价格由谁定?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那么，药品价格由谁来定价?

“药品价格应该由市场来决定。”朱文臣说，降价必须是建立在企业自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政府用行政手段强行降价走不通。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宛西制药董事长孙耀志说，我国医保产品已经实施电子监管码，企业生产的每一盒(瓶)药品，都会上传至国家食药监总局网站数据库。各制药企业每年销售的医保药品，医院购进的药品数据都有据可查。韦飞燕认为，既然放开政府定价，药品降价可以通过市场的“量价”谈判机制实现。她建议，列入国家财政支付的医保药品、耗材，由国家层面指定机构与生产厂家做“量价”谈判，实行全国统购。

对此，朱文臣表示，制药企业一定会考虑在得到总销售量的承诺才可能降价，而且是全国统筹总量采购，可分省发货配送。如果单省试点难以实现企业自愿降价。

张福维建议，实施异地审计药品定价。“实现药品、耗材价格下降50%，这笔降价将获得巨大的费用空间，可用于支付医院开支和补贴诊疗费的提升。”张福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