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49年Fred Boyce和好几十个男孩加入学校的科学俱乐部时，他们关心的更多是随之而来的福利而不是科学本身。俱乐部成员可以搞到波士顿红袜队棒球赛的票，校外郊游，像是米老鼠手表这样的小礼物和无数顿的免费早餐。不过Fernald可不是什么普通学校，而他们在科学俱乐部搞到的免费早餐也不是普通麦片：这帮倒霉孩子被喂了掺有放射性示踪剂的桂格燕麦片。

Fernald州立学校，原名马萨诸塞特护学校，收容着残疾或是被父母抛弃的孩子。学校里的条件一直是残忍的；员工会故意剥夺孩子的餐食，强迫他们干体力活还虐待他们。Boyce，在被家人遗弃后也住在这里，十分迫切地加入了科学俱乐部。他希望科学家们，可以从官方的角度，发现他们遭受的虐待并给其画上句号。

“我们那时候还什么都不懂”Boyce后来提起这场实验时说。“我们只是以为我们是特殊的孩子。”当了解到俱乐部的本质后他深感被背叛了。

这些孩子要等到至少四十年后才知道他们的麦片被加了料。在1940年代晚期至50年代早期，Robert Harris，麻省理工的营养学教授，进行了三场实验，牵扯到74个Fernald的孩子，年龄从10至17岁不等。作为研究的一部分，这些孩子们被喂食了添加含钙和铁的放射性同位素示踪剂的麦片和牛奶；在另一场实验中，科学家们干脆给孩子们直接注射了放射性钙。

Fernald孩子们接受的实验只不过是美国原子能协会批准的几十场辐射实验中的一场。在1945至1962年间，超过21万平民和士兵被暴露在辐射之下，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知情。这种在今天的道德监察委员会和知情制度下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在原子时代初期却是家常便饭。

John Lantos，密苏里-堪萨斯城市医学院的儿科专家告诉我们，这些实验是受美国的战后思维所影响。“科技是好东西，我们是世界老大，我们是好人，所以我们做什么都不可能是坏事。”他说“直到70年代，塔斯柯基实验败露后，国会才通过联邦法律规定了特定的监管措施。”

塔斯柯基实验可以说是医学虐待的标志性例子，其中有数百名黑人梅毒患者被承诺会被治疗却从未被治疗。另一场类似于Fernald的实验中，韦洛布鲁克州立学校(也是为智力残疾孩子开设的学校)的学生被故意暴露在甲肝病毒中以便科学家开发疫苗。

所以一顿看似人畜无害的早餐是怎么跟原子时代研究扯上关系的？那时，科学家急于进行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实验，而蓬勃发展的早餐行业代表着大把大把分分钟可能被别人赚走的银子。所以，桂格这样的牌子希望能把握科技的力量。他们自二十世纪初就和另一家炙手可热的麦片牌子——加了淀粉的小麦精华——处于白热化的竞争中。两家企业都希望能独霸以冷牛奶和广告宣传佐餐的高糖分麦片市场。

使得桂格处境恶化的是，一系列的研究显示基于植物的谷物食品中富含的肌醇六磷酸会抑制铁的吸收——而他的对手用的淀粉却没这样的问题。麦片产品的市场在二战后呈爆发式增长，那几年，桂格的销售额增长至了2.77亿美元。那个时代的消费者眼中，营养高于一切，特别是在农业部在1943年出台第一版营养指导后，其中将燕麦称作理想谷物。50年代的电视广告强调了桂格的营养价值，将其作为首要卖点(这点好像现在也没变)。

为了驳斥将桂格与竞争对手不公平比较的研究结果，桂格决定进行自己的实验。所以桂格提供了麦片，MIT拿到了研究经费，而学校则得到了免费早餐和给学生的娱乐项目。

在三场实验中，Fernald的孩子们吃下了包含放射性铁示踪剂的麦片，包含钙示踪剂的牛奶(研究人员通过测量放射性同位素原子的衰变以确定体内发生的化学反应，)，后来又被直接注射了放射性钙。比较初两场实验结果对桂格都是利好：在抑制铁和钙的吸收上燕麦和对手的产品没有区别。而第三场实验则证明了血管内吸收的钙直接进入了骨骼，这在日后的骨质疏松研究中被证明至关重要。

实验的细节在1993年被公诸于世。在世人对核武器产业的极度担忧之下，能源部长解密了一批原子能委员会的文件。很快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了相关报道，其他出版物也开始呼吁当年的受害者站出来。一场1995年的诉讼给这个实验的目的盖棺定论：桂格的商业利益。“是什么催生了这场恶毒的实验？仅仅是有商人想知道两种麦片哪个更好。”检察官Michael Mattchen告诉美联社。

来源：煎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