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富士康普工的梦想与现实

“白天”已经回家，“黑夜”还在继续。

陈明远留下一封信，然后爬上一座楼的楼顶。被拦下后的他被舅舅带回了湖南老家。陈明远上火车的时候，他的舍友刘效林没有去送他。

在全中国，每年有2亿多农民离开家乡，踏上外出打工之路。陈明远和刘效林，是这个群体里的一对合租者。他们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陈明远上白班，刘效林上晚班，彼此时间正好错开。

他们和他们所处的群体一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断裂。

失效的节俭

一张床的价值被比较大化，成为“二十四小时热炕”

尽管是室友，刘效林与陈明远并不熟悉。他们在一次郊游活动中认识了，两个人都想从宿舍中搬出去住，于是，开始合租。他们租的房在深圳一个叫塘前小区的居民楼六楼。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一室一厅，麻雀般五脏俱全。进门的厅里，除了一只黑色的行李箱外，没有任何东西。小房间里放着一张床，占据了小房间里三分之二的面积。

整个房间只有一张床。陈明远和刘效林把时间有效地错开了。陈明远对应的是“白天”，他上白班，晚上回来睡觉。刘效林是“黑夜”，白天回来睡觉。这一张床的价值被比较大化，成为“二十四小时热炕”。

“为了省钱，房租是200元一个月，加上水电费，分摊下来一个人只有一百出头。”刘效林说。这个合租房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洗衣机，水电费少得惊人。

他们和亿万农民工一样，为了解决家庭的经济问题，从一处流动到另外一处打工。他们所在的城市深圳，堪称“打工者”比较多的一座城市，现有的外来务工人数达到了700万之多。他们所在的企业富士康，也算得上中国代工企业的典范，光深圳园区就有40余万员工。

一个没有疑问的原因是，刘效林和陈明远选择合租是由于贫困或节俭。

1990年，中国农民工的人数不过才2135万。20年后，这个数字达到2.29亿。在中国的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这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向政府和企业集中。

按照刘效林的说法，富士康的待遇在珠三角算不错了，但即使如此，算上一个月大约100个小时的加班，也只有1500至2000元。

“其实，他们的薪水要比他们的父辈更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工人可能只有五六百元。但那时候的五六百元要值钱得多，那时的工人可以迅速地积累一笔小财富，回家盖个房，开个小店，过上不同的生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

这使他们面临的局面比父辈们面临的要残酷得多：节俭已经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