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中华牌铅笔，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多年来，每逢高考或是其他大型考试，几乎每个学生都是拿着它进入考场，在答题卡上慎重涂上自己的答案，然后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人生的某个重大转折。

但在这根并不起眼的铅笔背后，却有着一段逐渐被人淡忘的历史。自从1935年,中国第一家铅笔厂——中国标准铅笔厂在上海诞生，中华铅笔便开始了它的艰难起步，而它的创始人，就是被后世称为“铅笔大王”的吴羹梅。

在吴羹梅之前，中国本土的企业家们从未关注过这个产业。从清末“废科举、办学堂”起，外国铅笔开始涌入中国，有资料显示，仅此一项，外国铅笔商每年能从中国人口袋中掏走数百万元。

年轻时的吴羹梅也不曾想过，自己日后会和铅笔打一辈子的交道。在同济大学就读时，这个热血青年一直秉持着“用暴力革命来改造社会”的想法，他组织学生运动，抗议段祺瑞政府向学生开枪，遂被校方开除。

随后，在日本留学期间，他进入一家铅笔公司实习。虽然工作努力，但日本老板依然瞧不起这个中国人，还曾不屑地当面说道，即使到你下辈子，“中国人也制造不出铅笔。”

日本人的挑衅，反倒成了吴羹梅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铅笔工业比较大的动力。他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潜伏”，从日本人那儿学会了一整套铅笔制造工艺。1934年，回国后的吴羹梅变卖家中房产，创办了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铅笔工厂。

为了寻找国产原料，经过多方调查，他在苏州找到了黏土，从湖南寻到了石墨矿，又在云南采购了紫胶(虫胶)，还采用胡桃木、柏木、银杏和椴木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制成了“完全国货”的铅笔。

此时，正值抗日爱国运动如火如荼，吴羹梅请书法家、时任上海教育局局长潘公展手书“中国人用中国铅笔”，然后用特殊技术，将墨宝影印在每支铅笔上;铅笔的品牌，也多与当时的时代热潮遥相呼应，如“500号航空救国”。

中铅公司生产的铅笔，比同档次的外国铅笔，价格上要便宜10%~15%，利用价格战，吴羹梅成功地把自己的铅笔摆上了当时上海滩著名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4大百货公司的文具柜台，到了1936年，教育部甚至通令全国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推荐采用中铅公司的铅笔，这也为其带来了大量订单。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吴羹梅将其呕心沥血创建的铅笔厂迁移于大后方，首迁武汉，再迁宜昌，三迁重庆，迁徙数千里，机器大半沉于江底，却不改其抗日之志。在重庆期间，铅笔厂两次被日机轰炸，在车间监督生产的吴羹梅也因骨折住院，这个大老板却吊着绷带回到厂里，指挥抢修与生产。

在8年抗战期间，中铅总共生产了5000余万支铅笔，它的用户从重庆到延安、从城市到窑洞、从战场到教室，从将军、士兵，到正在一笔一画学汉字的孩童。这家中国大后方的铅笔厂，承担起维持中国文教事业的重任。

战争结束后，这个江苏人依旧在现代化的战场上抵抗着外国人。

在1954年之前，中国从来就没有品质过硬的国产绘图铅笔，专业人员大量使用的，还是价格昂贵的美国“维纳斯”牌铅笔。经过吴与同仁们数百次的试验，1954年3月,中铅终于制造出“中华”牌绘图铅笔，其质量与舶来品不相上下，这成为中国铅笔工业史上划时代的一笔，外国绘图铅笔就此在中国市场上绝迹。。

比较有趣的“抵抗”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年逾七旬的吴羹梅前去日本访问，他点名要去当年实习的那家日本铅笔公司，在接待宴会上，这个老人掏出两支用新技术生产的中华牌细杠铅笔，对日方说道：“我为我们的新产品做宣传来了，请大家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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