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7日，天津金街和滨江道交口，人流较几个月前明显减少。据两边商铺的老板介绍，受金融危机影响，现在生意明显不如以前好做了，消费者纷纷缩减了购物开支。

中国央行12月22日宣布年内第五次降息：从12月23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7个百分点，此次降息距9月中旬本年度首次降息不足百日。

面对金融海啸的冲击，中国难以独善其身。政府、企业、百姓如何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12月2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主办的“2009年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新年报告会”上，与会的学界、政界和商界人士把主题聚焦在上述问题上，不时出现观点交锋，并提出了应对之策。 “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减产不裁员”

“在金融危机这样一个状态下，我们绝不裁员！”SMC（中国）有限公司总裁赵彤的表态，激起了现场听众的热烈掌声。

SMC（中国）有限公司是日本SMC株式会社在中国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1994年9月2日，主要生产气动元件，总部设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员工4123人。

然而，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这家制造企业在2009年面临着30％的减产压力，从而使企业的剩余人员达到了600人。

“我们深知，企业是我们员工生活幸福的保障，企业是我们员工实现人生理想的平台。”赵彤说，企业愿意跟员工同舟共济，克服困难，“把企业引向更大的发展，走向国家和社会期待的一个方向。”

赵彤的这番表态，无疑是一种少有的声音。因为当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裁员成了比较常规的选择。虽然中国尚未出现类似华尔街的裁员潮，然而，外企裁员的信息，仍然让人有风声鹤唳之感。

现场的一些听众也怀疑赵彤的表态，裁不裁员，应该遵循市场规律，留这么多剩余人员在企业有什么用？

赵彤说，这么多剩余人员，并不会被闲置。他们已经规划好了这600人的出路。其中的360人，将分成83个合理化小组，参与670个合理化项目；其中的100人，将进行技术培训；其中的90人，将参与130项技术革新与改造；其中的20人,将被送去读工程硕士；其中的10人，将被送往海外研修；其中的8人，将参与推进全球采购……

与此同时，企业将通过全面削减费用、控制采购成本，以及技术革新改造增效等方式，抵销减产造成的损失。

“对失业的人等弱势群体进行救济和补助，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是怎样能够不失业。”赵彤说，SMC（中国）有限公司多余出来的员工，我们没有让大家下岗，我们去想未来要做一些什么，“现在应该不断提高企业自己的内功”。

赵彤认为，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减产不裁员，“只有储备优秀的人才，企业才有更强的竞争力，才能开发新的产品，而新产品也是拉动内需非常重要的因素。”

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史绍洁也认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注意保留和保护好人才资源，为下一轮的大发展准备力量。

智联招聘首席运营官赵鹏则认为，在竭尽全力的前提下与员工同舟共济，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家应该做的事情。而盲目裁员，过度裁员则可能导致这样的恶果：留守人员士气的低落很难避免，权力阶层公报私仇容易发生，不公正处理导致诉讼风险增大。因此，“面对危机我们应当比平时更加负责任地对待每一位员工，更加负责任地对待每一个求职者。”

他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反而是逆势求才的好时机，尤其对于创业型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恰好可以以比较合适的成本吸纳那些在大企业经受过严格训练、平时可望而不可即的人才。”

继续“松绑”中小企业，促进就业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系教授王一江将中小企业看得很重，认为它们是“中国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比较根本的源泉”。

“走到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什么格局呢？中小企业占了中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中小企业使用全社会20％左右的金融资源，贡献了60％的GDP，创造了75％左右的就业，获得了65％的专利，也为中国创造了60％的出口和50％的税收。”王一江说，研究发现，每1元金融资本的投入，中小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当于大型企业的8~10倍，创造的GDP相当于大型企业的4~6倍，“到目前为止，大概有3亿人在中小企业就业，如果中小企业裁员10％的话，就意味着将增加3000万没有工作的劳动人口。”

王一江认为，虽然目前国家正在通过各种手段，减免和降低企业承担的税费，并通过“五缓”、“四减”、“三补”等措施对中小企业就业和培训方面的努力进行补助，但中小企业仍面临着困境，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需要继续“松绑”。

他认为，现在，有些中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和腐败分子的私人银行。比较近一年来，也因为宏观调控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中小企业面临的形势更加艰难。

“不从中小企业拿走更多的资源，减少对中小企业的各种歧视，减少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干预，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王一江说，他建议国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中小企业的增长，比如减免税费，建立中小企业银行，打破垄断、开放行业的准入，监督权力部门、不让腐败分子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力掠夺中小企业等。

对此，《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也表示认同，他认为，政府对中小企业必须扶持，尤其是在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应该加大投入。

同时，王一江认为，《劳动合同法》实施一年以来，给中小企业和劳动者双方都带来很多问题，他建议国家对中小企业免除此法，“但我提倡的不是法外运行，我建议全国人大通过一个补充立法，明确中小企业是不适合《劳动合同法》的，要按照补充立法要求中小企业。”

对此，常凯却不完全赞同。他说，微小的企业如小餐馆可以不执行《劳动合同法》，但这不能扩大到所有中小企业。面对金融危机，他主张劳资共渡难关，“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要改善待遇，而是要保护企业，保护就业，我们希望劳资共同发展。”

他认为，执行《劳动合同法》对中小企业直接提高的成本非常有限，而社会不公、劳资冲突、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影响的不仅仅是一时，而是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以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损害社会公平来促进社会发展的。但是，一方面是国际上还能不能允许我们这样一个政策继续施行下去，另一方面是国内的劳动力能不能接受？”

常凯认为，很显然，这个问题现在很突出，即使没有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国社会下一步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

他表示，金融危机中出现的裁员潮，正说明了执行《劳动合同法》的重要性。“在珠三角，已经出现了一些企业恶意破产，把经济危机的整个后果转嫁到工人身上的现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不要放松《劳动合同法》的执行，而是要更加认真地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