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硅谷知名风投A16Z合伙人陈梅陵，在华尔街日报D.Live亚洲会议上发言称，美国不少科技公司已经开始山寨中国企业，并为这一反转感到高兴。　

而纽约时报此前也进行过相关报道，称“美国开始山寨中国”。比如微信比脸谱更早想到向用户推送新闻，其模式也为多国互联网公司借鉴；在Venmo成为美国00后转账应用软件之前，中国无论男女老少都在用智能手机投资、还款、购物。在中国，手机应用付账、订购物品、看视频、相亲，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普及得多。

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纽约时报的报道是不是在给我们戴高帽子，是在搞另一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要说中国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已经超过美国，这恐怕不客观，国内的互联网巨头，其创意源头依然大多来自于美国，现在有一些领域走在了美国前面，也不代表中国互联网技术就掌握了话语权。互联网本身就是个开放的空间，一国垄断创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相互借鉴是很正常的事。我们有必要在这顶高帽子面前保持冷静。

中国互联网如今的成就一部分得归功于技术的发展。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发展，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发达经济体的行列。

但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为互联网经济做好的准备。马云有句话，一个了不起的企业，一定是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十多年前的中国，征信体系单薄、配套物流稀缺，淘宝网创办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交易稀少，因为没人相信陌生人。诚信问题在发达国家并不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但是在中国，特别是在电子商务领域，就是道难关，于是一整套评价淘汰机制应运而生，这套机制确保了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现在关于网络购物的陷阱投诉仍然存在，但恐怕很少有人把这个当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你基本不用担心会买到图文不符的东西，也不用过于担心快递会把你的东西搞丢了，你要是给谁一个差评，他比你还着急。

它给了中国人珍惜自己的信用、尊重市场规则的一个机会，也因为有了这个机会，互联网有了更大的前景。正是因为没有可依赖的东西，必须严格按照互联网、移动通信的规律去办事。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都扎根于中国社会，扎根于人性，扎根于互联网本身，也就具备了顽强的生命力。

这样的基础，也为各种创新扫清了障碍。如滴滴出行只需要在性价比上下功夫，无须为支付和信用问题担忧，因为前人的路已经铺好了；只要有好东西，互联网上的各种平台可以很方便地推广到众人面前。现在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在手机上投资理财转账支付，这在传统银行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先进性让金融业发达的西方社会惊叹并不让人意外。